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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

喜欢 2 收藏 0 2015年09月22日 10时  作者:水 格   来源:继续前进 摘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你总会路过这个世界的美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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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什么要见最后一面?

  生离就是死别,“不期而别”多好!

  2012,世界末日。

  新年的时候去串门,亲戚散布谣言:年底的时候,上天震怒,大灾之年,要死一批人,想要活命,从现在起须一心向佛。

  又说,那时天全是黑的,全球断电,家里得多买蜡烛,吃的喝的也要备足,据说会连着三个月都没有太阳……

  亲戚说得酣畅,就像她经历过末日一般。

  我爸说,迷信,全是迷信!要是末日真来了,我们谁都跑不了。

  亲戚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我现在想,要是当时信了,是不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末日之年的大年初七,我离开冰天雪地的东北,经香港飞去了台湾。

  走的时候我爸一脸不情愿,“初七就走啊,不在家里过完十五?”

  他这么一说,细细想来,好像有十几年没在家过元宵节了,从读中学时起,便老是初十之前就回学校读书了。

  我说,你不是喜欢看翠玉白菜吗,我替你去台北故宫看看。

  我爸说,注意安全。

  在外漂泊的这十几年,我爸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注意身体啊注意安全啊,没任何新意,我都听腻了。

  迫不及待地想走。

  有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人生的路上,哪一段需要你大步疾行,哪一段需要你徘徊辗转。

  2月底的台湾,飞机还没落地,舷窗上便挂满雨水。入夜后的空气里有丝丝冰冷。

  我们第一晚寄宿在基隆港,从酒店的窗户望出去就是码头。

  我们从基隆港出发,一路向南,台北、台中、台南,一直跑到了台湾岛的最南端,绕过了北回归线,折向台东,到达花莲的时候恰好是元宵节。

  那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又亮,像是电影里用特效做上去的,挂在天鹅绒般的夜幕中。

  我们借住在乡下姐弟俩经营的一家客栈。

  吃晚饭的时候,年轻的弟弟一边给我们做豆浆,一边很热络地跟我们聊天。

  他说,我们台湾啊,台东不行,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大城市多好啊,灯红酒绿的,结果我们这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人。我年轻的时候,也一腔热血,跑去台北打拼,那时候,我老觉得自己能在台北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最后什么也没干成。台北是好啊,谁不想留下来,可是房价太高了,买不起,没有工作的话连房都租不起,我干了几年也没攒下什么钱。后来我姐叫我回来,一起努力把这家店开起来,我现在很幸福。我从小在这儿长大,人是熟的,路也是熟的,连海边那些石头我都熟,干吗非背井离乡地去挣那个辛苦钱呢?能跟亲人在一起,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过简单生活也很棒!

  然后他就示范幸福的细节,跟人聊起这间客栈来全是发自内心的自豪,院子里铺满的鹅卵石是怎么来的,设计的时候怎么把院子中间的几棵大树保留下来的,硕大的桌子用的是什么木材……

  我一边听一边想,这和我这样的大陆北漂也没什么不同。

  有一年我觉得在东北实在待不下去了,不仅穷困潦倒而且绝望窒息。我老觉得自己有一颗年轻又滚烫的心,心尖上全是踮脚张望的梦想,于是那一年11月的一个晚上,我揣着一张火车票,一个人去了北京。

  那之前我若无其事地和我爸说,我辞职了。

  他的眼神明显一暗。

  我们年轻的时候,老是迷恋远方,不顾一切地离开家,走的时候义无反顾,连头都不肯回一下。我永远都没法忘记2009年的初冬,东北开始下雪了,我一个人挎着背包,紧攥车票,带着一种悲壮和决绝,上山下海,闯荡世界。

  10年前,离开花莲去台北打拼的客栈老板恐怕也是这样。

  而60年前,风尘仆仆离开青岛的致远是不是这样,隔得太远了,我看不清。

  1949年的端午,青岛的码头上人潮汹涌,混乱骚动。

  十万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集结在青岛码头仓皇撤退。

  致远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传令兵,他不是城里人,是青岛附近的乡下孩子。

  那年春天,他结婚了,妻子是同村的姑娘,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如果没有战乱,一切都是宁静和美好的人间故事,他们恩爱相伴,扶老携幼,一辈子会过得平淡又精彩。

  可是时代选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万水千山,颠沛流离。

  致远就是其中的一个。

  18岁的致远,清瘦英挺,远看是个大人,走近了看,脸上的稚气未脱,眼里还是孩子才有的流转的光。他套在大号的军服里,被混乱不堪的人群裹挟着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码头上见最后一面时,从乡下赶来的新婚妻子,硬生生塞给致远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

  手帕里面是硬的。

  一捏,致远就知道,那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几乎倾家荡产送给姑娘的唯一彩礼——一枚戒指,还是银的。

  致远不要,推还给她,她又塞回去。

  两个年轻人较着劲,眼睛通红,推搡着手中的手帕,海风一吹,就快把眼泪吹出来了。

  码头上还有几千人上不了船,渐渐演变成一场骚乱。他俩一会儿聚拢,一会儿又被人潮冲散,就像被浪裹挟着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

  那一场告别,仿佛是历史的默片,画面上全是跳动着的噪点,除了电流一般的杂音外,你听不见声响。

  他们都没说什么话。

  妻子告诉致远爹娘病倒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来不了。

  致远应了一声,嗯。

  他知道,从村里到码头,要走一天一夜。

  后来,就那样分手了。

  这样一分开就是50年,致远再也没有见到他的爹娘。

  元宵节那晚,同行的人想要吃酒赏月,客栈里却没有条件。老板热心地告知我们步行一里外有一家7-11便利店,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就顶着元宵节又圆又亮的月亮出发了,没想到刚走出几百米,就彻底迷失了方向。路过一户人家,时候已经不早了,有几个人却兴致不减,就着月光围在大门口的小桌旁喝酒。我本来是过去问路的,结果对方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又听说我祖上三辈是青岛人,说什么也不肯放我走,拉我们一起喝起酒来。

  我过几天要去大陆啊。他说。

  聊起来竟发现我们是同一天的航班。

  太巧了吧!

  他说,我去青岛,我有个叔叔从台湾回青岛定居了,所以我每年都要回去两次。

  这个在花莲乡下拉我们吃酒聊天的人,是致远的侄子。

  当然不是亲侄子,是致远过去长官的儿子。

  致远当的是传令兵,他不是为了讨一口饭去当的兵,而是在乡下被抓的壮丁,入伍还没一个月就兵荒马乱地一路往南,回过神来的时候,人已经在高雄的码头上了。

  18岁的致远站在高雄的码头上,望着海的对面,他想,过个一年半载,安稳下来,就可以回家了吧,至少是可以回到海的那一边吧。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不过是一个驿站而已。

  18岁的致远这样想。

  所以在台湾过了那么几年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的长官问他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时,致远皱着眉说,没有我看中的姑娘啊。

  听他这么说,长官就指着一院子的外省兵说,狼多肉少,还有你挑拣的份吗?你一个外省人,要啥没啥,能娶到媳妇就是福气,多少人都一辈子打光棍。

  那时长官要介绍一个姑娘给致远。

  24岁的致远帅气英俊,青春正好,有本地姑娘暗恋他,他佯装不知,总是推托。

  被长官的话逼急了的致远,拿出戒指,眼泪汪汪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结过婚,她还在山东等我回去。

  有人肯等你一辈子吗?长官长叹,我们都还回得去吗?

  长官拿致远当胞弟,嘱他攒钱买房置业,做好两手准备。

  要是一辈子都回不去了,一个人在这边难免晚景凄凉,很多找不到老婆住进了“荣军之家”的外省老兵的生活只剩下酗酒抽烟,除了打仗他们什么也不会,孤独终老。

  就在致远对回家彻底绝望的时候,他想,既然一辈子都回不去那个叫故乡的地方,那就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致远的念头刚有松动的时候,一个淡水姑娘就出现了。

  刚刚好的缘分。

  那时致远还不太老,30来岁,略有积蓄,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他送给淡水姑娘的信物是一枚白银戒指。

  送的时候致远没说话,因为眼里噙着泪花。

  淡水姑娘说他小气,都不是黄金的。

  他没说话,致远心想,黄金也没它金贵,你要配得起这枚戒指。

  淡水姑娘不知道这枚戒指的来历。它跟着他,漂洋过海,再难再穷的时候,致远都没想过把它当掉。

  它就像一枚印章,敲在致远的生命里,告诉他远在故乡,还有他的另一半。

  他相信她一定还在等他回家。

  他记得新婚的时候,妻子说很喜欢戒指,那些阔太太手上戒指啊、手链啊银光闪闪,不知这辈子有没有机会也能穿金戴银。

  这枚戒指的前世今生,致远都没跟淡水姑娘说。

  致远问她喜欢吗。

  淡水姑娘笑笑没说话,她还是觉得要是金子的就更好。

  马上就要结婚的时候,致远收到了一封从大陆捎来的信,然后他就取消了婚约。

  他去找淡水姑娘要回戒指。

  致远不知道她是故意的还是报复,总之那枚戒指被淡水姑娘弄丢了。

  他就像一个几岁的孩子,在大街上抱头大哭。

  当然他撕毁婚约不是因为淡水姑娘弄丢了戒指,而是他在几天之前得到了一个让他彻夜难眠的消息——她还在。

  而他现在是一个14岁孩子的爹。

  1949年,致远离开后的那个冬天,年轻的妻子为他产下一子。

  这世上最残忍的事,恐怕莫过于时间了,一直单身的致远已经从青春少年变成耄耋老者。退休后的致远去了荣军之家。

  50年的时光,在台湾,还有数千上万条这样回不了故乡的孤魂野鬼,很多外省老兵讨不到老婆,找不到工作,每个月把政府发下来的钱花光,日子在一片混沌中无情地朝前推进。但在那一片混沌中,他们都有着不曾熄灭的一点光。

  那光,不是回家,而是落叶归根。

  致远算是运气好的,有次搞活动,致远竟抽中签,由政府协调和埋单,送老兵回大陆老家。50年啊,整整50年,致远就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两眼泪流。他攒了几个月的钱,由侄子陪着,在商场买了4枚大金戒指。侄子问他送给谁,他腼腆地说,送给老伴。

  侄子送他去机场,看着他驼着背义无反顾地过了海关。

  致远真的是幸运的,老伴还在。

  只不过沧海桑田,老家那儿现在已经被并入青岛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这座城市比台北还漂亮,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拼命地看啊看啊,可是眼前的东西太拥挤了,他看不过来,眼睛像是罩上了白蒙蒙的一层水汽,用手背擦一擦,全是泪水。

  儿孙满堂,却是少小离家,笑问客从何处来。

  50年后,致远回乡,在众人的簇拥下看见了那个跟自己一样老去的姑娘。老得不成样子,都认不出来了。

  她说,饭在锅里,我给你热。

  从大陆回来后,致远不再酗酒,紧张地过起了日子,把钱攒起来只为每年飞回大陆一次,买尽可能多的礼物。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有一年,致远不再回去了。

  侄子问为什么。

  因为老伴没了。那年老伴生病去世了。

  还有儿子啊。

  不是他养大的,儿孙其实只在意他有没有钱,并不孝顺。一开始他们以为从台湾回来的亲人都腰缠万贯,很快他们发现了真相,再回去时儿孙都不太待见,拿不出钱来就给他脸色看,仿佛他是一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一样,全家只有老伴挺他。

  现在老伴没了,他再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侄子当时的工作在台北,看着致远叔叔一切如前也就没太担心,年轻人忙于工作总是会疏忽老人。半年过去,毫无音信的致远叔叔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打电话竟也联络不上,于是侄子驱车数小时从台北赶至花莲,却还是遍寻不着。

  花了一天时间,他最终在精神病院的一个铁制的笼子里找到了致远叔叔。

  他当时就崩溃了。

  致远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动物,被囚禁在铁笼子里。

  他很安静,不吵不闹的。

  侄子急了,去找人讲理、抗议、投诉,却被告知致远一度想要轻生,几次跳楼被阻拦,实在没有办法才把他关在笼子里。

  侄子解救了致远。从精神病院回来后,致远被带到台北,他在侄子家的床上躺了足足有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当年一起来的战友陆续都回山东了,何况战友们在台湾还有子孙。致远在某一天像是顿悟了一样,那天侄子下班一进门,就看见致远精神矍铄地站在客厅,身边放着一个旅行箱,他说,我要回家了。

  侄子不同意,死活不同意。

  你去那边怎么办,你年纪大了,身上还有病,那边的亲戚又指望不上。侄子问,不怕儿子不孝顺吗?

  致远说,不怕,我要回家,活着的时候我跟老伴海角天涯,死后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要落叶归根。人生这条路,走到头,大家都一样,既然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不选择落叶归根呢?你去全台湾走一圈看看,有多少人埋骨他乡,有的人,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去,死了之后想把骨灰送回大陆的老家。相比之下,我还能活着回去,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后来呢,后来致远去了大陆,再也没回台湾。风风雨雨生活了大半生的台湾,对致远来说,确实只是一个驿站而已,只是在这个驿站停留得太长了,长得几乎耗尽了他的一生。

  致远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万多新台币“荣民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块钱。

  他用这笔钱在青岛租了房子,雇了保姆。

  他住得离墓园很近,每天中午阳光好的时候,他就请保姆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去墓园,在老伴的墓碑前说说话。

  有时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待到暮色渐沉,夕阳沉沉地落下。他昏昏沉沉,嘴角流着口水,像是在说,我也快回家了,等我。

  有人等了他一辈子。

  他用一辈子等了一个人。

  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致远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最坏的故事,他却经历了这个时代最好的爱情。

  2012年,没有任何告别,爸爸离我而去。对我和他来说,确实一语成谶,这一年变成了如假包换的末日。

  整个秋天,我晨起的第一件事都是念《地藏经》,之前那位亲戚说,佛祖可为亡灵超度。

  这世上所有的暂别,其实都可能变成永别。

  每一个相聚的当下,都是人生中最美的花好月圆。

  请好好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