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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奔”和“情书”

喜欢 1 收藏 0 2015年09月20日 22时  作者:薛舒   来源:宋正怀摘自《解放日报》2014年11月1日,赵希岗图

由惊心动魄转向温馨浪漫

我第一次听到“私奔”这个词,大约十岁,也许是小学四年级,记忆中是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正和客人说话。我坐在方桌边照着大楷描红本写字,一个字写一行,枯燥乏味。大人闲聊的话题总是吸引我,客人说:“阿翠和毛根私奔了。”

母亲大惊失色:“真的吗?跑哪里去了?”

客人嬉笑说:“已经回来了,阿翠的男人追问她,她就承认去杭州了,玩了一圈,钱花完了,就回来了。”

母亲点头:“他们倒也走得神不知鬼不觉……”

我依然记得,“私奔”这个词语曾让我好奇不已。仅从字面上理解,是决然不能明白其中有关男人与女人那一层含义的。

记忆库中有一些黑白老片的镜头,比如因为受伤而掉队的新四军年轻战士在敌人的追杀中夺路奔逃,就在敌人的脚尖几乎碰到战士脚后跟的瞬间,总是会出现一个英勇的老百姓,自然是女性。在某女的掩护下,战士逃脱敌人的魔爪,转危为安。逃命的过程十分紧张,总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故事由惊心动魄转向温馨浪漫。黑白片里的浪漫多半晦涩,不是明目张胆之倡导,而只是一种轻微暗示。

因为母亲与客人的那番对话被我听到,从此以后,只要看到电影中“逃”的场面,“私奔”这个词语便跃然脑海。“私奔”,当然就是指不被人知晓的逃跑。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红孩子》,说的是一群孩子隐瞒家人逃出去寻找红军的故事,我暗自在心里确定,那便是“私奔”了,尽管这群孩子的逃跑显然没有女老百姓的引领和掩护。

长期的错误理解让我确信自己已经懂得了“私奔”的意思。我竟毫不犹豫地对母亲说:“红孩子们逃出去找红军,结果,他们在‘私奔’的半路上,被苏宝的爷爷找到了……”

我还没把故事说完,母亲已大笑不止。笑完,她问我:“你懂什么叫‘私奔’呀?”

我哑然。母亲丢下一句话:“小囡家(沪语:小女孩),以后不许乱说。”

她并没有解释“私奔”的意思,直到某一天,我无师自通,终于懂得了这个词语中最微妙的一层含义。那时节,刚入初中的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日本影星三浦友和。某一天,看到《大众电影》杂志上说,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结婚了,我的心竟起了波澜,十五岁的少女要用自己的幻想,把心爱的男人抢夺回来。幻想的故事结局是,三浦友和带着我“私奔”了。从梦境般的想象中醒来,忽然明白,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私奔”。

在我成长的年代,大凡人们对于“私奔”的理解,总是贬义的。这个词语包含了对贞洁、操守和道德的背叛,私奔显然是越轨的行为,是不齿之举,哪怕这“私奔”的初因是执着于真爱,是追求自由的人性,是对封建婚姻的反叛。

“情书”是“情报”的另一称谓

小时候对另一个叫“情书”的词语不明意义。父母看了一半的书放在床头柜上,我便拿来翻看。并没有把整本书读下来,但对其中的某个片段记忆深刻。女主角被关在什么地方,通过看守者给男主角送了一张纸条,那张纸条后来被揭发了出来,被认定为“情书”,于是男女主角的倒霉日子越发深重而不可挽救。

现在想来,这本书讲述的无外乎是“文革”中,人性受到禁锢和压迫的故事。但是那时候,我的认知程度仅限于“书信”或者“情报”。革命故事中,常常出现狱中人冒着生命危险向革命队伍传递情报的情节,而幼小的我看到的那个片段中的“情书”,完全具备情报特征。于是,我认为“情书”便是“情报”的另一称谓。

我把新学会的词应用于游戏中。还记得是一堂美术课,已经画完了规定的水彩画,无所事事的我便拿出一张草稿纸,写下了一段文字:下午放学后到南校门外的尼姑庵后面第三根水泥管子旁,不见不散。

纸条写完,我觉得还不过瘾,于是再补上了标题——“情书”,游戏因此也显得越发有趣而神秘起来。我选择了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把纸条揉成小团,扔向了三桌之隔的她。显然,上课时间传递情报的游戏让我兴奋不已,是的,我把“情书”完全理解成了情报。至于放学后到南校门外尼姑庵后的第三根水泥管子旁去干什么,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好。

“情书”标题的纸团,毫无悬念地被老师发现了。美术老师是一位高个子年轻人,画一手漂亮的中国山水画。他高高地“耸立”在女同学面前,伸出宽大的捏画笔的手,说:“拿出来,她扔给你的东西。”

女同学乖乖地把纸团上缴。老师打开纸团看了一眼,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把“情书”收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到了讲台上。我终于逃过一劫,但老师为何会轻易放过我,我却还是不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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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似长了千万双眼睛

上初中后,终于知道了情书的意思,一想起小学美术课的那段往事,便觉羞愧难当。好在只有美术老师一个人看到了“情书”。

初中二年级时,被音乐老师发现歌唱天赋,于是被叫到办公室练歌,为参加区里的比赛。兴冲冲地跑进办公室,一个高高的身影把我吓了一跳。小学里的美术老师,竟站在一块画板前,手捏毛笔,正挥毫作画。音乐老师笑道:“快进来吧。”然后,她对正画画的美术老师说:“徐老师,介绍一下,这是初二(1)班的××同学,我发现的金嗓子。”

美术老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笑说:“我教过她的,小学美术课。”

说完转回头,面向了他的高山流水。我确信,那时,我的脸上一定满是窘迫,竟忘了要叫一声“老师好”,脑海里是一张展开的、皱皱巴巴的纸条,纸条上有两个字——“情书”。

我们的中学,美术和音乐老师合用一个办公室。那天,音乐老师教了什么歌我已经全然忘记,只记得我站在钢琴边唱,唱得心猿意马,唱得魂不守舍,背后似长了千万双眼睛。我迫切地想看到,美术老师有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猜测他是不是还记得,曾经从我的手里,飞出了一团“情书”,在他的美术课上。

美术老师什么时候从小学调到了中学工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整个中学时代,我一直怕与他照面,但还是常有狭路相逢的时候,每当此时,我只好一脸忐忑地轻叫一声“徐老师好”,叫完便迅速消失,似是怕多在他面前逗留一分钟,就会多一份被揭穿的可能。

事实上,我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美术老师完全没有用区别于他人的眼光看我。而我,却把童年的余悸,一直隐匿于内心,直到长大成人。后来,即使回母校探望过去的老师,也再没有见过高高个子的美术老师。内心,却有一份感激越发深重——美术老师没有曲解和夸大一个小女孩对某一个敏感词语的错误理解。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表达了对某位异性同学的欣赏,而被老师批评训斥的例子数不胜数。

而我当年的行为,若是被公开,便可以成为非好孩子的典型了。一想起这些,我便有种后怕,之后,便是对美术老师无限的感激。

有时候,沉默是对无知的宽容,沉默同样是一种解救。因为沉默,一个孩子得以健康成长。我,就是那个在十二岁的时候写过一封“情书”的孩子,感谢美术老师,他的沉默,给了我自由翱翔的勇气和构筑健全心灵的可能。我想,我没有忘记他的名字,他叫——徐鸿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