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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谁守城为谁而战

喜欢 1 收藏 0 2015年09月15日 13时  作者:关山远   来源:张勇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5年5月22日,黎青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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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6年春,扬州,苦守孤城的南宋大将李庭芝伫立城头,看着城外。几个人慢慢靠近,远处,是密密麻麻的元军帐篷和围城的工事。

来人停下,大声宣读了太皇太后的手诏,手诏的意思是:我本人和皇上都投降元朝了,你还为谁守城呢?赶紧投降吧。就在不久前,元军兵临南宋首都临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出城,奉上国玺和降表向元军投降,南宋事实上已经灭亡。

“卿尚为谁守城?”——扬州城外的这一句质问,注定成为自秦一统之后中国封建史上极富隐喻也极其震撼的一个关键问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叫你投降?或许太皇太后的手诏充满了哀恸与无奈,或许太皇太后在懊悔没有多提拔几个像李庭芝这样的忠臣,但一切都过去了,赵家的天下已经易主,罢了,罢了,你不必再为赵氏皇族守城了,投降吧。

但李庭芝抗旨了,他一声不吭,只做了个手势,弩机一响,宣读手诏的使者就被利箭射中,倒地身亡,其他人赶紧逃回阵中。一阵人喊马嘶后,气急败坏的元军,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城。

这不是元军第一次劝降了。南宋刚灭亡时,元军就持太皇太后与瀛国公(宋恭帝降后被封为瀛国公)的诏谕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令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皇帝都投降了,皇帝已经不需要你守城了,你还为谁守城呢?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一个终极之问了。如果有当代作家写李庭芝,这个固执而骄傲的将军,或许会在某个深夜登上城楼,看着城外旌旗遍野、城内死伤累累,孤独地长啸问天:我是谁?

是啊,这天下是赵家皇帝的,赵家皇帝自己都不要了,你李庭芝还这么一意孤行,拼死维护,何苦来哉?

皇权之下,天下不是天下人的,只是皇帝一家的,所以才有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大好河山,统统是我爱新觉罗一家的,我想给谁就给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难怪严复说得深刻:“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皇帝不为国家负责,只为自己的家族负责;大臣也不用为国家负责,只要为皇帝负责即可。现在皇帝一家子都做了俘虏,李庭芝还硬挺着做什么呢?

历史没有让李庭芝说出他的心声。后来他令部下朱焕守扬州,自己驰援泰州。他一走,朱焕就投降了,泰州守将也献城投降。李庭芝投池自杀,水浅未死,与自己的战友姜才一起被俘,又被押至扬州。

元军将领阿术责李庭芝不降,姜才愤骂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术倒钦敬他俩的才勇,不忍下手,这时朱焕挑唆道:“扬州积骸满野,皆他们所为,不杀何待!”阿术遂将李庭芝和姜才处死。

在这个结局中,忠诚与背叛、勇猛与怯懦、坦荡与阴鸷,尽在其间。此外,还说明:内奸比敌人,更狠。也许朱焕之流对死守不降、血战到底的李庭芝更痛恨:赵家皇帝都不要天下了,你这么起劲干啥?这样你就比我们高尚了吗?

今人看来,朱焕之流,无疑属于汉奸一类。巧合的是,人们考证“汉奸”二字由来,有一说是始于南宋灭亡之后:在蒙元大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南宋王朝虽有李庭芝和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的英勇抵抗,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至崖山一战,宋军彻底失败,陆秀夫抱幼帝投海,历时320年的宋朝最后灭亡。崖山战事结束后,率元军征战的汉人张弘范自鸣得意,派人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而汉族子民每见此石,却情不自禁地默诵“大宋左丞相陆秀夫殉难于此”。没过多久,石壁上出现了一首诗:“沧海有幸留忠骨,顽石无辜记汉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

近代以来,每逢国难,有慷慨赴死者,就有卖身求荣者,尤其是抗战期间,汉奸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据统计,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而在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局部抗战中,汉奸也多如过江之鲫,难怪杨靖宇殉国前,一边开枪一边怒骂:“怎么到处都是汉奸!”事实上,杨靖宇的牺牲,就是汉奸出卖造成的。

汉奸为什么这么多?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或许,长期皇权压制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论读书人还是文盲,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识,缺乏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看到日军杀中国人,他们只是围着看热闹,认为与己无关。”

跟汉奸相比,群氓的数量更多。他们是无处不在的看客,嘻嘻笑着,同时精明地寻找能让自己获益的机会。

1840年,鸦片战争中,有中国百姓自发组织的英勇抗英斗争,但同样也有一些地方的民众给英军搞后勤运输食物,在广东甚至有商人贩卖补给品给英军军舰,英国人称之为:“世界上最勇敢的商人,敢于在双方交战期间在前线贩卖商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在厦门,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事实上,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中记载说,英国人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能趁打仗之机卖个高价钱,哪管是卖给谁。谁出钱多就为谁干活,管他雇主是谁。当时的《伦敦画报》还刊登了一群广东苦力的素描群像,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一直到了1900年,世界进入了20世纪,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京城群氓仍然兴致勃勃地当看客,还有一些青壮年,在洋人们攀墙围攻皇宫时,他们帮着架梯、扶梯。在留存下来的照片中,这些帮助洋人进攻紫禁城的中国人,表情轻松得很,甚至有些愉悦——因为能赚钱了。

他们又怎么会把江山社稷的得失,跟自己联系在一起呢?那些都是爱新觉罗一家的,只有银钱,才是自己的。既然清朝贵族只把这些人统统看成奴才,又怎么能奢求这些草根有国家意识、民族大义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军水师与英军军舰激战,老百姓在岸上围观,当清军船只被击沉时,观众们居然欢声雷动。英军统帅巴夏礼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他当时问买办这是怎么回事,买办给了经典的回答:“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人认为,这是民族国家成型的开始。从公约里可以看到,曾经一统天下的皇权世界已经无可避免地趋于瓦解,民族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这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尸山血海之中。这一年,偏处一隅的南明小朝廷还在激烈地党争,而北京皇城里的顺治帝下诏旨说:“满族贵族自开国以来,屡世出征,著有劳绩;命各部将他们分别升叙,实授官员,一概给予世袭诰命。”这个规定,使满族贵族不仅本人获得了特权地位,而且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并使这种特权地位永远继续下去。

当国家成为贵族统治阶层的私产,与老百姓又有何干?贵族,又怎么可能与草根百姓,结成命运共同体?

这样的国家,势必是一盘散沙。危难时刻,谁都指望不了谁,但谁都会陷入悲剧之中,不可避免。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与光绪慌忙出逃,而东南诸省纷纷表态“自保”。皇城惨遭洗劫,陷在京城的达官贵人,更是遭遇噩运。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数十人轮奸之”。其妻瓜尔佳氏不堪受辱,归来后率领全家同日自毙。躲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崇绮听闻噩耗,随即自杀。

但是作为看客的京城百姓,也没有逃脱噩运。在侵略者眼中,他们同样不是人。针对平民的屠杀四处发生,英国记者辛普森这么记载他在沦陷后的北京目击的情况:“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义和团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事实上,每逢战乱,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权贵或许利用其资源尚有一些逃生机会,平民百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为谁守城?为谁而战?

南宋末年,元军兵临城下,临安朝官们纷纷匿名逃走,太皇太后谢道清无奈之下,在朝堂张榜做各位大臣的思想工作,说我赵家立国300年,对大家不薄,现在我与嗣皇帝遇到困难,你们却纷纷跑路,哪里还像人的作为?又怎么见先帝于地下?但无用,大家继续跑路,弄得几乎没人上朝了。

在北宋末年,也是同样的场景:金兵围城,汴京乱作一团,守城部队斗志低落,徽宗、钦宗病急乱投医,居然靠神棍郭京的“六甲神兵”来保护京城。结果可想而知。徽宗、钦宗也因此成为史上结局最悲惨的皇帝,受尽屈辱,死在遥远的北方;他们的贵妃、公主,金枝玉叶,沦为军妓,只爱丹青不爱江山的徽宗结局尤其悲惨,死后还被金兵焚尸熬油。

但徽宗、钦宗毕竟是皇帝,温饱无虞地苟延残喘数十年。那些一起被掳往北方的十余万宋朝子民,却命如草芥,冻饿而死,不计其数,一路上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曾经以《清明上河图》之繁华著称的汴京,浩劫后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可以卖到十几文钱,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靖康之耻,痛入心肺,并不仅仅只是赵氏皇族之痛。

可以设想,当李庭芝面对“卿尚为谁守城”的质问时,他也许想起了150年前的靖康之耻,不仅仅只是一家一姓之耻。但李庭芝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太少太少。

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国民中形成“国家意识”。但是皇权之下,这是不可能的。皇帝退位了,军阀却混乱不休,也同样不可能。民国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焦虑地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蒋廷黻是在抗战期间思考这一问题的。抗战,是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外侮最坚决的一次抵抗,超越了地域、阶级、党派、意识形态,全民动员,众志成城,知道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战,不再是一盘散沙。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在其新作《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中这么评价:“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抗战胜利的伟大之一,就在于此。